此外，传统法律习惯与现代法律规范的接续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有些难办的案子因种种原因法院不愿受理，这种现象应该改变。  三、新两院与新队伍冲击司法不公 四中全会提出的巡回法庭、跨行政区的法院与检察院、人才流动等司法新思维，有利于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也是国际惯例和其他领域的成功做法。

这个规定很有针对性，司法不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蛮横的权力干预造成的。监督是对人不对事的，是法制的需要，目的在于防止滥用职权，纠正司法中的不公正现象。四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司法不公的种种表现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司法腐败。四是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

目前我国司法工作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与体制不合理、司法机关所处地位独立性不够、司法过于依附于行政机关有着很大的关系。二是努力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加快司法职业化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国家都统一于宪法规范之中，我们不能人为地将其割裂。

其实违宪审查制度有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政权合法性的维护。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必然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法治凝聚力的表明。比如，立法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发现国务院以下的法规规章违反宪法和法律时，可以提出修改建议;一般公民可以提出违宪违法的建议权;全国人大可以撤销或变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等等。全面实施宪法，建立有效的宪法保障制度，启动宪法解释机制将成为四中全会后法治发展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

宪政失败的国家，社会往往没有形成对宪法的共识。法治国家是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效力，人们对何为法治国家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那就是宪法至上，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

四中全会后，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将看到宪法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生活的价值。因此，改革需要寻找依据的时候，就需要回到宪法文本，寻找合宪性依据，这样才能有利于推进四中全会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为了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全国人大当然可以增加一个宪法审查专门委员会，专司宪法审查，如理念问题得到解决，机构的成立并不困难，但在理念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即使建立了机构，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只要我们承认法治国家，就必须承认宪法权威。

特别是04年修改宪法，将人权保障从党的主张转化成宪法规范意义上的人权保护条款，单单一个宪法上的人权条款，就可以成为废除劳教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及诸多未来进一步改革的正当性依据。宪法得不到实施，不可能有法治国家，也不可能有依法治国。82宪法，无论从国家价值观、宪法原则和规范，还是宪法功能，都充分借鉴了54宪法的经验。宪法权威的树立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某些特定制度。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似乎成了一种永恒状态，而改革有时需要突破一些现有的规范体系。因此，推动 法治中国的发展，必须回归宪法文本，以法治国家的宪法规范为基础，进行话语体系的转换，使之具有明确的法律与学术意义。

纵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项改革，都涉及合宪性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空间都蕴含在宪法框架之中。关键要处理好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不能把党的政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不能在考量国家生活时用法治思维，而考量党内生活时用非法治思维，造成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割裂。其实，中国有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可能会无所适从。记者：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宪法似乎缺乏必要的亲近性，觉得宪法似乎离我们比较远。因此，准确地说，82宪法是对54宪法的继承，同时也是对54宪法的重要发展。宪法至上就是确认宪法作为全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规范。

其次，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54宪法更加强调国家的存在，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而没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观念。记者：四中全会《公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套规范体系，那就是宪法法律体系。党的权威与宪法权威是统一的，并不矛盾。

未来的国家统一和基本法实施中，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包含着国家统一与稳定的价值共识。法治在国家生活、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过去没有解决的宪法保障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的宪法价值，将会得到重视。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可以说，目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均应以宪法规范、宪法立场和宪法语言为依据，在宪法框架下寻找共识。的确，四次宪法修改，都侧重于经济生活方面，但也涉及到许多社会政策和人权保护的内容。

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的确立，都是通过宪法来完成的，包括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54宪法。法治政府首先要坚守合法性的底线。

因此，法治改革中，虽然有些领域有停滞，但总体而言这十年是法治建设取得发展的十年。按照四中全会设定的目标和部署，我们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摸着宪法过河，宪法将成为国家生活、执政党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坚强后盾。

比如美国宪法成立以来的200多年间，也只有27条修正案，就能够确保美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而美国社会包括法学界也并不认为其宪法文本的空间已经穷尽。无论从宪法条款、党章规定，还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经验来看，宪法的最高权威都是毋庸置疑的。

提出法治中国的命题，也意在维护法治的国家权威。要树立宪法权威，首先需要对宪法权威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宪法权威就是宪法至上，这是宪法权威的本质精神。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总书记特别提出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文革最大的教训就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82宪法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机构之前，这不仅是宪法结构的调整，更主要的是折射出宪法理念的转变。

法治是否有进步，最主要要看公民的权利保护是否更加完善，法治环境是否更加健全，社会成员的法治观念是否增强，公权力约束是否更加严格，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是否从原来的不确定状态进入到良性的互动状态，社会发展当中改革和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合宪性的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防止改革话语泛化。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改革和宪法的关系，使宪法成为改革的和国家建设的起点？ 韩大元：宪法要成为改革的起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宪法秩序必须稳定，国家的规范体系相对成熟，二是人们对宪法必须有稳定的共识和认同。应该让所有人认识到，这个国家只有一部宪法，一套法律体系。

在现有的框架下，要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不妨利用好宪法解释功能。因此，无论文字表述如何，只要强调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全面实施宪法。